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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朱生豪先生是中国莎剧翻译的巅峰，他的译作融合现代白话与古典诗韵，开创“中国化阐释”之路。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以翻译为剑，铸就沟通中西的文化桥梁。今日，在AI翻译盛行的时代，我们重温朱生豪的“人文翻译”精神，不仅是对先贤的致敬，更是对文化创造力与跨文明对话的坚守。为推进纪念翻译家朱生豪系列活动，本周五，我校特邀朱生豪先生之子朱尚刚、侄孙女朱小琳教授，从不同维度解读这位大师的翻译世界，追溯那份历久弥新的文化担当。本公众号将从今天起连续发布4篇朱生豪先生主题推文，为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预热，让我们在文字中走近先生的精神世界，聆听历史与当下的共鸣。

我的父亲朱生豪（上）

作者：朱尚刚

本文节选自《莎士比亚悲剧喜剧全集》推荐序

注：本文题名为编者自取

朱生豪1912年出生于浙江嘉兴一个衰败中的商贾家庭。家境的窘迫加上幼失怙持，使他过早地结束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并养成了沉默内向、外柔内刚的性格。

朱生豪从小勤奋好学，文科成绩尤为突出，在嘉兴秀州中学就读时就在校刊《秀州钟》上发表过多篇诗文。1929年高中毕业时，学校认为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保送他进入杭州之江大学继续深造，且为其争取到了四年八学期的全额奖学金，使他的才学得以在这“风景擅越南之美，人物尽江东之秀”的环境中继续提升。在钟钟山、夏承焘等名师的指点培育下，朱生豪的才学很快就在之江校园崭露头角，“一代词宗”夏承焘对他的诗论和其他诗文作品赞叹不已，在日记中称赞他是“之江办学数十年”来的“不易才”，认为他的“聪明才力，在余师友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

在之江求学期间，朱生豪广泛阅读了古今中外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许多英国诗人的杰作，如雪莱、济慈、华兹华斯等，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他对莎士比亚的作品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深为莎剧中深睿的人文主义内涵所吸引，正如他在“译者自序”中所说“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这为他后来走进莎士比亚的世界打下了早期的基础。

朱生豪在之江大学期间的另一件大事是结识了他事业上的知己和一生的伴侣，比他低三级的女诗人宋清如。

朱生豪就读大学的那几年，中华民族已经进入了多事之秋。特别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朱生豪和同学们无不义愤填膺，他们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期待着在完成学业以后能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来改变现实，报效祖国和社会。

1933年朱生豪从之江大学毕业，怀着满腔热情，进入上海世界书局担任编译工作，希望通过勤恳的工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可是过不了多久，他就发现社会现实和他原来所想象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他发现，在他周围，只有那些靠投机钻营，玩弄权术的人能飞黄腾达，而老老实实勤奋工作的人却“总是吃瘪”；加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步步深入，初到上海时的热情逐渐被难以排遣的压抑感所替代。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腐败现象和越来越严重的民族危机，却苦于回天无术，报国无门，“孤独、寂寞、彷徨”在朱生豪的精神世界中占了主导的地位。

1935年，在上海的文化出版界被称为“翻译年”。这一年，上海的各大书局纷纷组织力量，译出了多种世界名著。当时世界书局的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先生对朱生豪的才学比较了解，建议他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朱生豪对莎士比亚一向十分喜爱，清楚地了解莎士比亚作品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加上他当时正需要有一个精神上的寄托，因此就欣然接受了建议。

朱文振照片

朱生豪写信给当时在中央大学英文系读书的胞弟朱文振商议此事，文振弟曾听说日本人因为中国没有莎士比亚译本而讥笑中国文化的落后，因此大力支持他的决定，并把这一工作推崇为“民族英雄的事业”。这大大增加了朱生豪译莎的决心。他在给宋清如的一封信中说：

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莎士比亚）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

原先常因报国无门而感到苦闷迷惑的朱生豪，这时候发现自己的工作可以为中国人争气，在精神上一改原先感到“孤独、寂寞、彷徨”的状况，充分显示了他那外柔内刚的性格，义无反顾地在这条路上走了下去。